手机阅读分享话题国内的法律禁止代孕，代孕原本只是在法律之外灰色存在。高速发展的经济遭遇人口红利的急剧消失，二胎时代不期而至。从国家到家庭对于新生人口的渴望，让原本在法律之外灰色存在的代孕，变得热烈起来，高冷的人民日报也加入讨论，提出放开代孕的议题。
通过代孕获得新生命，除了违反法律以外，价格昂贵，风险高，结果不可控。如果只是为了让家庭更加完整，释放父爱和母爱，收养一个小孩更为便利。不过，让自己的基因延续是多年进化过程中已经融入人类血液的本能，只要夫妻双方有一个人的基因还能传承，代孕现象就不会消失。
1930年，左翼作家柔石根据浙江地区“典妻”的故事留下了一篇名作，《为奴隶底母亲》。穷人家的男人，将自己的老婆典给了一个想生儿子的大户人家，作价一百块大洋，三年时间。大户人家的户主没有儿子，生不出儿子的大房不接受纳妾，最终妥协的结果，就是“典妻”。三年之后，心力憔悴的女人，告别新生的男孩，回到自己的家中，看见的是一个已经对自己全然陌生的孩子。这场“典妻”过后，大户人家增加了一个儿子，穷人家的生活处境没有改善，穷人家里无论丈夫、妻子还是儿子的亲情和人伦，被生活撕裂得更加彻底。
李林和高俊结婚后，她向丈夫透露自己患有不孕不育疾病，最终通过广州高鹰代孕机构购买了他人卵子，再通过高鹰代孕辅助生殖的方式生育了一对龙凤胎。不幸的是，高俊在2014年因病去世。之后，高俊的父母和李琳之间就子女的抚养权展开了一场官司。
这是一场奇怪的官司，法院也颇为一头雾水。孩子和爷爷奶奶之间有血缘关系，和母亲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孩子并非来自于婚前，而是婚姻关系之后的婚外生育，和母亲之间有抚养关系，却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面对这个难题，一审法院根据血缘关系，判决孩子归爷爷奶奶抚养。而到了二审阶段，法院基于高俊父母年纪过大，从利于儿童成长的角度，将孩子判给了母亲。
这场代孕，遭遇生活的突变之后，撕裂了一个家庭，演化出一场法律也觉得棘手的亲情纠纷。为了能将代孕出生的小孩户口落在父母名下，必须伪造出生医学证明，假装是委托人所生。所以，当案件被提交到法院以后，就会出现奇怪的局面，在这段婚姻关系内出现的儿童，名义上属于这对夫妻，理论上由妻子生育，然而法律上的母亲不是血缘上的母亲，但是又不存在收养关系，也不属于继母关系，等于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人。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孩子的母亲需要完成提供卵子、分娩、抚养孩子，才能认定为孩子的母亲。这一规定落后于科技发展太多，代孕的出现，给出一个天问：有些爸爸妈妈达不到法律要求的爸爸妈妈，世界这么乱，究竟谁才是爸爸妈妈。
从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来说，借鉴英国和法国的原则，不考虑卵子究竟来自于何方，一律认定分娩者就是儿童的母亲身份，谁的子宫谁做主。
面对庞大的不孕不育人群，法律上禁止代孕，不可能消灭地下存在的代孕。与其让代孕制造出来的各种问题困扰社会，不如法律体系主动出击，在伦理关系变乱之前，明确规定分娩者就是儿童的母亲。
即便分娩者是代孕者，她依然享有一个母亲的身份，她如果割舍不了骨肉分离，可以选择自己抚育这个孩子，尽到母亲的责任，避免商业交易强迫她交出婴儿，割舍母爱。为生育承担更多的责任，不止有温情的一面，如果新生儿存在缺陷，分娩者同样要以母亲身份去面对未来。责任是双刃剑，责任塑造了人格，有了责任，即便是代孕者，不再是一个生育机器。
当分娩者天然成为母亲以后，如果她其实是一个代孕者，将婴儿的监护与抚育交给另外一个家庭，在法律上通过收养的程序完成。
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之下，无论商业代孕还是志愿代孕，代孕者是否得到经济补偿，责任都更为明晰，代孕者必须做好自己要抚养新生命的准备，委托者无力强迫他人放弃情感的诉求。至于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对委托者来说，代孕变成不确保能收养成功的基因遗传。究竟如何选择，就让当事人来做最后的抉择。
这个社会也要保护每一个新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但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爸爸是不是李刚不重要，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很重要。
科技的发展，社会空间的扩大，给了代孕凶猛的空间。高鹰代孕给了生育能力有缺陷的家庭遗传基因的希望，也给了社会诸多伦理的困扰。
这时，该打造一个笼子，将代孕驯服起来，斩断它的尖牙利齿，留下它的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