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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点下征税引火线的特朗普，又一次升级中美贸易争端。
7月6日，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金额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海关也在同一时间启动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中方表示将做出必要反制，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自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狼烟四起，在不断的摩擦和曲折中发展。接踵而至的汇率问题、倾销指控、贸易不平等问题等等, 贸易摩擦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中美多次有共同寻找两国之间经贸关系“最大公约数”的表述，中美经贸合作也向来被喻作“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两国最高层及各级别团队也未曾放弃寻找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以取得互利双赢的成果。
在碎片化的“贸易战”进程追踪中，战略家们更愿聚焦在更大视野下的溯源与追问。
中美发生此轮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哪里？
此轮摩擦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哪些警示性的启发？
不断的碰撞带来的是“两败俱伤”还是“以斗促和”？
如何对中美经贸关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做进一步思考？
一份重磅报告试图回答了上述系列诘问。7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的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报告内容丰富，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凤凰网国际智库获得报告授权，将在《战略家》专栏推出报告精编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系列文章将分为三部分：深度解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预测；中国对贸易战应有怎样的应对之策及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展望。
本篇为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1：深析中美贸易摩擦根源。
历史回溯：中美四次贸易战为何“大打出手”？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2018年美国政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798.6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表1给出了中美过去将近30年来的四次贸易战，均以中国承诺采取相关举措、中美达成相关协议为得到化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表1 中美前四次贸易战
时期方式焦点声称的惩罚占比后果
1991.4-1992.1特别301化学与药品专利、版权针对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产品等106种产品列出了总共15亿美元的惩罚性征税16%《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加入国际条约和修改有关法律
《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
1994.6-1995.2特别301执法，盗版，商标侵权向24类、价值28亿美元的产品征收100％重度惩罚性关税13%第二个知识产权协议：中国承诺采取一系列执法措施
1996.4-1996.6特别301盗版，执法对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价值3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0％惩罚性关税11.3%《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对美出版物和音像制品进口不设限额，并大幅降低关税，设立合资企业等等
2005.4中国货币法案汇率操纵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对中国出口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100%2005.7：人民币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资料来源：马弘（2018）
经贸摩擦根源——中美国内政经格局之变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和以往不同了，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从美国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在于美国国内“两个美国”矛盾的激化以及“两个美国”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具体而言，“两个美国”分别指代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
“精英的美国”，即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等，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和精英阶层赴美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主要群体，这些导师和同学大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精英的美国”，但是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国人，因此，在国内，那些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最了解美国的人，对于真正的美国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1]，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无论是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单极世界，由精英群体统治下的美国都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各项事务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
“传统的美国”则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非精英人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着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纪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们不是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北美开疆拓土的，而是为了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已经形成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分歧的聚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代表“精英的美国”的群体而言，无论是从上世纪里根的喊话“Mr. Gorbachev,open the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this wall.”，还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2]外交政策，都明确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融入的立场，奥巴马在提出“新人造卫星时刻（New SputnikMoment）”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对于美国已经身处全球化经济当中，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的事实表示了认可。
相比较而言，对于代表“传统的美国”的群体而言，孤立主义其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美国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欧洲任何国家，其幅员辽阔，邻国较少，自建国初期，美国人便崇尚孤立主义。纵观美国经济史，自17世纪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没有在本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行为，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即使是出兵菲律宾，也是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的，“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9世纪初，美国着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的本质也在于无法忍受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精英的美国”还是“传统的美国”，其矛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反过来违背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预期，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意图于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奥巴马在“New SputnikMoment”中谈到，两年内中国太阳能板的世界份额由5%上升到60%，尽管这项技术是在50年前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公司跻身世界前十。对于“传统的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无论是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的232调查，还是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在当下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冲突对象同时指向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在中美贸易战里，中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传统的美国”的我们所陌生的利益冲突。
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到抗战时期，从冷战时期到21世纪，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所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仅仅是美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非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的美国，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所主导的美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这个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
当下，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经济社会政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个新的均衡中，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整体国家实力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新的均衡一定能够到来，尽管其中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斗争，又要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坚持矛盾统一的一体两面。
贸易战大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之变
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政治上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得到了明显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资本，已然清晰的中国道路反过来又支撑着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综合绝大多数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2025-2030年之间将大概率超过美国，这将改写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当前，对于已长期扮演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美国而言，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具体而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有三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重大论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党的十九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长期的奋斗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发展道路。根据2010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测算，要实现到2020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只需要2018年至2020年年均增速不低于6.43%，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实际运行情况，6.43%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来三年不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几无悬念。进一步，如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收入水平定义为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3]，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在未来33年里保持年均4.1%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在2017-2025年保持年均6%的增速，2026-2035年保持年均4%的增速，2036-2050年保持3%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梳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经济史可以发现，上述增速预测依然是相对保守的，未来33年，如果中国不发生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的2050年战略目标很可能会提前实现。
变化之二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四大发明”、“基建狂魔”、“厉害了我的国”是当下称赞中国的流行语，但这些词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明显跃升。中国经济体量在过去四十年以年均9.5%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不足2%提升至2017年的15%；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32%下降至2017年的25%；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12%提升至2017年的6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明显高于美国2.1%的年均水平、全球2.5%的年均水平、发展中国家4.0%的年均水平，为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3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18.2%）、欧元区（8%）和日本（3.7%）贡献率之和。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提升至2016年的11.5%，同期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5.5%上升至6.9%，服务贸易总量排名从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4]。2012至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20.2%，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831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创历史新高[5]。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十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内需的贡献达到142.6%；即使是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回暖的2017年，内需的贡献也达到90.9%。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2007年提高13.5个百分点，是名符其实的经济稳定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
变化之三是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梦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蕴含着中国强大起来后要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对此身体力行。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发表重要讲话，就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困境等问题宣示了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航船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信心。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发表重要讲话，不仅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局面，更凸显出中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的博大胸怀和大国担当。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同沿线66个国家和地区的各领域双赢合作加强，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374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出口增长12.1%，进口增长26.8%；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3857家，增长32.8%。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设立，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峰会等一系列国际会议成功举办，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