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宣告达成，囊括了货物贸易、海关和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等传统议题，也包括了国际投资、原产地规定、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环境贸易等新内容或新突破。TPP对亚太贸易规则进行了重塑，对WTO、APEC、FTAAP、RCEP等现行或谈判中的贸易安排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了短期的挑战，但也将促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融入世界经济。正视TPP，理解TPP，在改革和发展中，应对TPP，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应是时下理论研讨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TPP WTO 贸易规则 亚太地区 对外贸易 应对战略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在历时5年多的谈判之后，2015年10月5日，来自12个缔约国的部长们宣布结束有关谈判，高标准、高目标、全面且平衡的、以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宣告达成。“靴子落地”，关于TPP能否顺利达成的争论基本告一段落，如何看待以及应对TPP对亚太地区贸易体系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经贸格局将面临怎样的发展局面，成为学界和业内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TPP新规则与WTO等旧规则的比较，对未来亚太和中国贸易格局进行预判，以期提出中国应对新形势的发展路径。

TPP新规则与旧规则比较

现行的WTO多边国际贸易体系主要由美国设计，对近二十年的国际贸易大发展功不可没。但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中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多，而发达国家获益渐少，各国利益的纠葛、摩擦升级，多哈回合停滞不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绕过WTO，转为通过区域贸易谈判来为本国牟利。奥巴马政府最大战略布局就是启动了跨区域贸易谈判，其中之一就是TPP。TPP一开始只有四个小国发起，一直波澜不惊，直到美国的加入，进程明显加快，议题也由美国主导。

与WTO和APEC等旧规则不同，TPP从传统、单一、狭义的贸易协定拓展成为现代、广义、综合的贸易协定。TPP成员不仅要受到贸易机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法律法规、社会团体、生态环境、商业模式和公众评判等制约，这是整体、多层次发展的自由贸易新模式。WTO和APEC的规则则有很大的伸缩性，执行的时候可以有很大的弹性，但TPP规则相对严格，底线清晰。

从当前公布的TPP协议来看，这是一个全面的市场准入。TPP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新西兰、智利、墨西哥和秘鲁，从地域上看，横跨北美洲、南美洲、亚洲、大洋洲四大洲；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既有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有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从国家政治体制上看，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也有社会主义国家。TPP把一群各方面不尽相同的国家联合到了一起，多样性和全面的市场准入成为TPP的一种独特的资产，是国际市场上的一种尝试。

具体来看，TPP协定包括了许多国际贸易政策历史上的第一次，TPP涉及的新议题很多曾被WTO及各种区域贸易谈判讨论过，但真正被写入协定并成为国际立法的，始于TPP。

投资新规则。投资方面，TPP各缔约方规定了非歧视性投资政策和保护措施。TPP在提供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基本的投资保护规定的基础上，禁止非公共目的、非正当程序、无赔偿的征收，禁止如“当地含量要求”或“技术本地化”等生产要求，投资所涉资金享受自由转账，只有当出现收支失衡或面临风险时，出现其他经济危机或者为了保护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时，才可以采取非歧视性的暂时性保障措施来限制投资资金转账。此外，TPP各缔约方采取“负面清单”机制，这意味着除了少部分例外，其市场应向外国投资者充分开放。TPP也试图为投资纠纷提供中立而透明的国际仲裁渠道，防止出现滥用主张和无意义主张，并确保政府在医疗、安全和环保等公共利益上的监管权利。

与传统贸易规则不同的是，TPP协定投资部分内容已经挑战了宏观审慎金融规则，因为投资所涉资金享受自由转账，意味着将限制TPP成员国对资本的管制以及金融交易税的征收，甚至也影响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危机至后也不得不开始进行的资本管制。其次是TPP协定投资草案对“投资”的宽泛定义远超过国内有关法律对“不动产”的定义，这将允许外国法庭可以攻击国内的非歧视性政策，这包括公共健康和土地使用政策，政府采购决策，监管许可，知识产权，金融工具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经营公用事业及其合同。第三是TPP协定投资草案规定程序性权利不再适用于国内投资者在外国法院系统起诉政府的情况，并不再受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和国内法院程序的拘束。也就是说，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可以绕开国内法院和法律，并在外国法庭起诉国内政府。在那里，他们可以凌驾于一国政策之上，要求以国库资金来赔偿他们所声称的因其新的投资者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损失和预期利益。缔约方加入TPP也将因外国投资者在外国法庭起诉承担败诉后由国库资金赔偿而产生负债风险。

原产地规定。与APEC所倡导实施的“开放地区主义”不同，TPP奉行的是“封闭的地区主义”。也就是说，TPP倡导成员之间相互取消贸易投资障碍，但严格地将这种优惠待遇限定在成员国之间，对非成员实行歧视待遇。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条款中，TPP提出的标准更高，包括绝大部分工业品关税将立即取消，提出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以确保TPP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为了实行原产地规定，促进区域供应链并确保TPP各缔约方为协议主要受益方，协议内的12个缔约方同意执行一系列的原产地规定，明确规定某一产品是否为“原产”并适用于TPP关税优惠，附于协议正文之后。TPP协议还制定了一套适用于各缔约方的系统，能够显示和识别TPP区域内产品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定，以确保各种商业活动能在TPP区域内更加便捷。

劳工标准。全体TPP缔约方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都承认促进国际劳工权益保障的重要性。具体包括组织和参与工会的自由和集体议价的权利、消灭强迫劳动、消灭童工现象、消除雇佣歧视，同意制定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最长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和健康条件等。不以吸引贸易或投资为由，放弃或削弱法律对基本劳工权利的保障；不对劳动法的可持续实施打折扣，进而影响TPP各缔约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

总的来看，TPP倾向于劳工权利保护，而APEC等传统机制则突出便利商务人员的在本地区内的自由移动。从另外的层面看，TPP向参与国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政治门槛，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面包”中裹挟了政治诉求的“大棒”。

国有企业和指定性垄断企业。所有TPP缔约方都有国有企业，它们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其他活动上经常扮演重要角色，但TPP各缔约方均同意规制国企的权利。确保其国企或指定垄断企业不歧视其他缔约方的企业、货物和服务。各方同意，外国国企在本国境内商业活动的管辖权归属本国法院，各方将确保行政部门在监管国企和私营企业时一视同仁。TPP各缔约方同意，不以向国企提供非商业性帮助的方式，对其他TPP缔约方的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也不以向在其他缔约方境内生产并销售产品的国企提供非商业性帮助的方式，对其他缔约方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在竞争政策上，协议禁止各成员国给予各自的国有企业或特定企业垄断权力，实施全面的竞争中立原则等，因此这一条被很多学者视为专为中国设限的不利条款。

环境贸易。关于环境问题，APEC成员在环境领域的工作更多是经济技术合作方式的，TPP则是将环境保护列入法律文本中，使其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首先是对环境作为“贸易品”进行规定，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各国生产的贸易品必须符合全生命周期上的绿色化。其次，对环境作为“贸易规则”进行规定，所有TPP成员国必须让其环保法律做到“不以鼓励贸易或投资为由削弱环保法律的力度”，这样的条款暗含的意思是，所有成员国必须按照最高的环保标准来保护环境，否则就会面临违规的风险。从该章节也可以看出，TPP要求自由贸易和投资不能以牺牲环境等领域为代价，这个原则不再仅仅体现在终端的产品和服务上，而是要贯穿到整个生产、投资和贸易过程和体系中，这也是与旧规则的不同点所在。

对亚太贸易体系的影响

亚太区域涉及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国家众多，包括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三名的美国、中国和日本，也包括众多发展程度不高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相异，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众多小国在强国博弈之间依然要寻求自身发展，因此签署协议成为必然出路。TPP宗旨是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但随着美国的强势参与，演变成了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制定亚太贸易新规则的协议，并最终对亚太贸易体系进行重塑。

TPP在众多错综交杂的亚太地区国家协议中增加了一种新选择，不同国际协议成员之间出现交错使得亚太地区国家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竞争和牵制，格局形势日趋复杂化。TPP并没有涵盖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甚至未包括中国、韩国、印度等国家，难言其对亚太经贸格局的决定性作用，但它占了一个先发优势，在WTO止步不前的大背景下，率先达成了高规格、宽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因此不可小觑，APEC、FTAAP、RCEP、东盟等现行和谈判中的区域协商机制都将应势而变。

APEC是亚太地区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贸组织。在历次会议通过的《领导人宣言》等文件的指导下，APEC成员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日渐推进，主题日趋宽泛。总体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都认为APEC内部建立的诸多RTA，虽然有“面条碗”效应，但对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避免“面条碗”效应，APEC甚至制定了15章RTA的“最佳示范条款”，以求保障APEC成员之间建立RTA的一致性和高质量。

在众多的RTA中，FTAAP是最宏观的愿景。FTAAP于2004年正式提出，但进展较慢，直到2014年底，APEC北京领导人会议为推进FTAAP从愿景到行动规划了北京路线图，方确定了APEC与FTAAP平行推进模式。根据会议的精神，FTAAP应是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可建立在推进RCEP、TPP等现有域内自贸安排的基础之上。RCEP由东盟10国领导人在3年前的第21届东盟峰会上提出，并随后得到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六个国家的积极响应。RCEP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建成之后，将成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目前，RECP已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TPP的达成拉低了APEC成员的平均关税水平至WTO平均水平以下，为推进关税和非关税领域自由化夯实了条件，并且储备了谈判人才和谈判思路，同时也为RTA合并成FTAAP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从目前APEC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以及市场开放的差异性分析，推进FTAAP建设将面临艰巨挑战，而TPP的达成，虽说是FTAAP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定程度上也给FTAAP的达成设置了障碍。

FTAAP计划建成为高质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RCEP和TPP都认为自己是全面和高质量的RTA，而以美国为首的TPP成员不一定认可RCEP。如果将TPP内容照搬到FTAAP中，不少发展中成员又将难以接受，因为TPP包括的内容比RCEP还多了不少暂时难以达到的要求。如何在RCEP和TPP之间就FTAAP涉及的领域内容达成一致，将面临挑战。

如果说FTAAP是一种远期的制度安排，那对RCEP而言，TPP达成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事实上，TPP已经分解了亚太国家已有的贸易格局。亚洲已有的东盟自贸区运行良好，成为小国整合谈判力量，在大国间寻找平衡和优惠的最佳平台。而当前部分东盟国家以单独成员的身份加入TPP，一方面失去的是集体谈判能力，另一方面也让一些国家面临RCEP与TPP之间的两难选择。RCEP谈判成员国纵跨南北半球两大洲，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新兴市场的落后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而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还在为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努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如此之大，直接造成了各国利益表达的南辕北辙，势必约束彼此拓展合作，难以达到TPP所涵盖和涉及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更为困难的是，RCEP各成员国在追求本国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各自的敏感领域,如印度制造业平均关税在RCEP各国中最高，自然担心RCEP会使其相关产业受到冲击；韩国和日本则要求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者提供特殊待遇；中国的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当然会提出渐次开放的条件和具体范围等，这些核心问题的反复磋商，都将放缓RCEP的谈判进程。RCEP中的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和文莱等七国都参与TPP之中，这些国家必然重新审视RCEP的定位，希望RCEP像TPP一样实现高水平的自由化率；与此同时，韩国以及泰国、印尼等更多国家都有申请加入TPP谈判的冲动，这些国家投入RCEP谈判的热情和希望也可能大不如前，RECP的变数由此增多。

从再低一层级的视角看，TPP的达成将使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减速。东盟经济一体化是东盟及各成员国谋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东盟成员国在AEC谈判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克服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异带来的挑战。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越南四国加入TPP不但不一定会带动东盟经济整体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拉大东盟成员国间的差异，阻碍东盟经济一体化计划的实施。在TPP框架下，马来西亚、越南的电子产品零部件生产企业将会受益，但这将会使东盟其他国家参与该产业链的机会减少。柬埔寨、老挝的电子产品零部件产业刚刚起步，期望借助该产业链促进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但TPP形成后，美国、日本可能把电子产品零部件的生产线转移至越南、马来西亚，并从越南、马来西亚进口电子产品零部件，柬埔寨、老挝受损。

对中国经贸格局的影响

TPP在投资规则、标准与认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等问题上均对中国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构成了一定挑战，每一个领域的改革与开放，对中国而言都是艰巨任务，需要新的改革试验和制度设计。因此，短期内中国不具备加入TPP谈判的条件，并会遭受一定的不利影响。然而，TPP代表了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方向，其中不少的议题也是未来中国发展所亟需解决的，TPP的出现会让这些进程加速。

短期内冲击中国的进出口贸易。201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3%，低于预期。一直以来，出口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很重要的。而TPP这只“落地的靴子”，无疑让中国的外贸形势更为严峻。由于TPP成员不少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方，其成员之间的很多关税直接降为零，会刺激成员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对外贸易，那么这部分交易会替代以前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导致中国出口规模下滑，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

TPP的付诸实施，也将使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受到挑战。在以TPP为代表的此轮全球贸易规则变化中，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使得中国基本被排除在新贸易规则的形成体系之外，很难在新规则形成中提出自己的诉求，使中国在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上处于被动局面。中国重点参与的RCEP，在面对TPP的高标准和宽范围时，陷入了两难，达成同样规格的协定困难重重，低于该标准又降低了影响力和实用性。TPP的出现，让中国的节奏逐渐变得难以掌控自如，短期的阵痛和冲击将无法避免的。

对中国形成“倒逼”机制促发展。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欧美国家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提振本国经济，促进就业，减少了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人口红利”渐失，中国低人力成本的传统优势不再，部分加工贸易产业已经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与美国的差距也日益缩小，“中国制造”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即使没有TPP，中国也需要通过全面市场开放、转型升级国内产业来应对不利局面。

TPP不是洪水猛兽，其高标准、高目标、全面且平衡的规则体系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新方向，它的出现对中国而言不全是坏事。略为比较便会发现，TPP所倡导的负面清单、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等内容，本来就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学者甚至表示，上海自贸区实际上便是一个小型TPP的尝试。TPP中涉及的国有企业等问题也并非无解。新加坡的国有经济占比60%左右，比中国高很多，但仍然可以作为TPP的重要成员。新加坡国有经济的经验可以为中国进行中的国企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即使是中国加入TPP或者把RCEP打造成与TPP同等规格的贸易协定，也不是不可能。当前世界经济的运行表明，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贸易保护主义难成主流，各国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颇丰。在加入WTO之前，国内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认为开放国际贸易将对国内产业产生致命冲击，使中国经济倒退。但事实是，加入WTO的十多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十多年，并没有出现经济倒退，反而是出口持续增长，国内产业在国际竞争的促进下自我提升。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开放发展，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TPP的达成，正是为中国开放发展提供了改革的重要参考标准。

当然，TPP也并非尽是精华，里面的一些条款仍有待商榷。如前文提到的在投资领域国际法替代国内法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一国对本国产业的任何保护和安排，稍有迹象，就可以被其他TPP缔约国在外国进行起诉和索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权的弱化。其仲裁机制中，虽然言明会邀请一些诸如WTO等领域的专家作为法官和律师，但一个新机制的公平性，其被某些大国操纵的可能性是个未知数。如果仲裁不公允，大国频繁使用该机制，将使发展中国家背上沉重的负担，陷入利益捆绑无法自拔。

中国经济利益对亚太新秩序的反牵制。各国签署TPP的初衷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贸易发展，对协议的执行度和忠诚度取决于获得的回报和收益，因此TPP也无法阻止成员与TPP之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往来。事实上，除了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外，其他TPP成员对中国的出口额基本上都高于对美国的出口额，TPP成员与中国的经济利益使美国通过TPP制约中国的意图不会尽如人意，亚太地区仍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

中国应对TPP的贸易战略

以WTO为框架，构建覆盖全球的高水平自贸区网络。WTO体系在近二十年的国际贸易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虽然当前有所弱化，但在可预见的短期内其规则和影响还不会被取代。贸易新规则最终预计都需要回归或者上升到WTO的多边体系中，才能够成为全球规则。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和贡献者，增强在WTO体系中的话语权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也应该积极倡导在WTO多边体系中推动全球贸易新规则。只有在这个大框架下，团结和凝聚其他发展中大国，集体行动影响全球贸易规则的形成，努力构建有利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才能在亚太地区打破国际贸易的“面条碗”效应，形成真正有效的亚太自由贸易体系。

以APEC为依托，加快RCEP谈判进程。中国可将TPP视作亚太地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重要途径，尊重其存在。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尊重RCEP。美国可以搭TPP的台，中国可以搭RCEP的台。RCEP将是一个涵盖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之后，16个国家的人口达到35亿，占据全世界人口的1/2，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到全世界总量的1/3，无论是规模还是人口市场都远远超过TPP。RCEP认知了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中国要积极学习和研究TPP谈判所涉及的领域、谈判标准和规则制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协助东盟尽快构筑RCEP一体化合作平台。未来亚太地区将形成TPP进程和RCEP进程双轨并行局面，条件成熟时走向融合，形成亚太自贸区。

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TPP并非无懈可击，对中国也并非完全“合围”，进行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反制TPP的有力手段。目前，中韩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国会已于2015年11月30日通过，90%的产品在过渡期后将进入到零关税时代。在2014年全球GDP的构成中，美国占据22.54%，中国占据13.43%，日本占据5.98%，韩国占据1.84%。可见，当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后，总体份额将与美国相抗衡，总额超过16万亿美元。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TPP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并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此外，韩国与美国、欧盟、新加坡、智利、东盟等均有自由贸易协定，中国通过邻国韩国的桥梁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同环太平洋地区国家形成良好贸易结构和交易往来。

突破地域限制，加强亚太区域外国家合作。多边合作机制有利于中国的对外交往，并在国际社会上逐渐增强影响力。古时即有“合纵连横”，也有“远交近攻”，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范畴受到美国牵制时，可以开拓亚太以外区域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尤其是美国未参与或影响度较小的区域。

首先，应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地区为例，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不仅可以推动中国优势富余产能“走出去”，还能为中亚各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帮助各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2014年，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达到450亿美元，较建交初期增长100余倍。其次，要强化金砖五国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是现今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并维持稳定的国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要加强和巩固与印度等金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往来，增强互信和合作，尽快让金砖发展银行实现运转，扩大中国的贸易空间并推高国际影响力。

坚定不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更是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实力的反映。人民币国际化能有效促进我国的国际贸易与合作，与国际贸易相辅相成。某种程度上，正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持续推进，触动了某些大国的神经，因而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处处设限，为难中国，以阻滞中国的崛起。从目前的情况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成果颇丰，趋势良好。一是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签订顺利。截至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6个国家货币当局或境外银行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2.9万亿。二是人民币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2014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西方国家，随后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也在积极跟进。三是债券市场体系和人民币离岸市场全球布局日趋完善。目前已有108家境外机构获得RQFII资格，有些已颇具规模。近日，IMF更是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权重达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仅次于美元和欧元，标志着人民币向国际储备货币又进一步。要延续当前这种有利局势，坚定不移、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同时，也为中国国际贸易的“突围”如虎添翼。

国际经贸格局形成于各国实力均衡和较量。短期的平衡或优劣势会随着各国实力和权力的增减而出现变化，趋于新的均势。从量变积累到质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龙头，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Augus（2007）依据购买力平价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预估，到2030年，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降至17.7%，中国升至18.4%。中国接近美国，甚至超越美国并不是天方夜谭。

压力创造动力，TPP不是第一个遏制中国发展势头的尝试，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应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在经济上，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升级和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巩固现有市场并开拓新市场，才能将我们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服务推向国际。亚太贸易规则在重塑，但也在因为中国而改变，正视TPP，理解TPP，学习TPP，既不用自惭形秽，也不应孤芳自赏，在发展中提高自身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