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1980年间，有近两千万知青从中国各地农村相继返回城市，这个行动，宣告历时二十五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结束。白云苍狗，物事更迭，一夜间发生的变化，往往令人目瞪口呆。

　　但是，只要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都是有迹可循的。也就是说，一切变化都有其自身因由，不管这个因由埋藏得多深。

　　1972年的夏天，地处桂北苗岭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迎来了五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那年，我9岁，正读小学三年级，而他们中一位叫郭小东的，才十五岁上下，他带来了很多书，我因经常借他的书而跟他成了朋友。郭小东心灵手巧，又能说会道，深得乡亲们喜爱，两年后他招工到县里，成了某单位一名司机。

　　五知青中的三名女知青，很快就与我母亲成了忘年交。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吃过晚饭，她们就到我家来跟我母亲学唱歌。她们来了，母亲便小心谨慎地打开她那只带锁的皮箱，掏出个包着一摞硬抄本红绸布包裹，那是母亲手抄的歌本。母亲压低嗓音教她们唱《珊瑚颂》，唱《芦笙恋歌》……

　　那年头，这些歌是不允许唱的。

　　一年后，小山村又来了一家五口的插户，他们住进了我家隔壁空闲着的地主老宅，这插户人家，有知青三兄弟，以及他们的母亲和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他们的外甥。因为是紧邻，我们两家很快就亲密了起来。过节时我家做滤粉，会送过去一大碗；他们家平时做了好吃的，也会送过来给我们品尝。

　　生活压力在当时还算不了什么，除了队里集体的田地有物产，村里每家每户也有自己的自留地，可以种上一些红薯芋头，聊补无米之炊。政治运动相对缓和的时候，还可以养鸡养鸭养猪。有能力的搞点副业，比如上山找广藤（外贸出口特产）、药材、做些板凳小桌子，拿到城里换钱也无人计较对错。隔壁家知青三兄弟，干活很实在，不惜力，又有文化，搞副业很在行。

　　“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浪潮很快扑上了小山村。知青三兄弟因为搞副业，更因为他们中的大哥跟生产队长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一家人就遭殃了，连续一个多星期的晚上社员群众大会，这一家五口被基干民兵五花大绑押来批斗，那真是一个阴风惨惨、哀号声声的场景啊！几天后，老二、老三蓬头垢面、手舞足蹈在村巷里胡言乱语、且歌且行。村里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吃了一种叫笑菌的毒菌招惹的。

　　可同一锅里吃饭的大哥、老母、外甥却没事。大哥爱情失败后，愈发的沉默寡言了，晚上不是看书，便是端他那把月琴弹个不休，弹到激越处，他总把琴弦弹断了。

　　听父亲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当过国民党时期融县法官而遭罪的。

　　次年招工，明知是去矿山挖煤，但老二、老三还是毫不犹豫地报名走了。余下的祖孙三个，直到1976年年底局势有所好转才得以稍稍抬头做人。三年后知青大返城，这一家子跟着潮流也走了。

　　那老母亲在回城前的夜晚过来与我母亲话别，她与我母亲相拥而泣的一幕，恰好被到房间里取油灯的我看见。这一幕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真和善，当时就震撼了我。

　　无论何时，每送走一名知青，母亲都要难过好几天。她说这些飞走的鸟儿再也不会飞回来了。知青的到来，使母亲得到安慰；知青走了，作为上一代以另一种形式到农村来的母亲，独自黯然神伤。

　　1962年，年仅20岁的母亲响应国家“精简下放，支援农业生产”的号召，辞去柳州针织总厂的工作，乘小火轮跟随我父亲溯江而上，来到这远离柳州，远离家人的小山村。起初，母亲在村里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因父亲到县供销社做事，母亲不得不辞别讲台全力投入到生产队里的劳动。1979年，我母亲他们这拨当年精简下放的城市青年，也有了个返城回厂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母亲放弃了这个机会。

　　总有一种记忆值得珍藏，总有一种情感值得怀念。对二十五年里两代城市知识青年投身广阔天地这一运动种种现象的长期思考，促使我要写下点文字，我发誓要把我思考的结果写出来。

　　十数年前，我走访了多个当年的知青，知道他们返城后的生活并不如意，进集体企业的，转眼间就没了事做，当然也就没了收入。即便当年表现突出获抽回城当上干部的，也因紧接着的干部“四化”而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也许，正因为回城只是瞬间的欢乐，他们才对凋零的青春无怨无悔。当然了，他们对当下的日子同样也没有抱怨。

　　于是我冥思苦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说是神奇的手）将他们曾经端庄的精神扭曲为我们无法破译的怪诞，进而幻灭了他们曾经的崇高理想，让他们过着蝼蚁般的生活而不自愤？须知数千万热血沸腾、抱负远大的两代知青，只有极少数如邢燕子、董加耕这样的幸运者登上了闪亮舞台，只有极少数如梁晓声、张承志、姜戎这样对生活用心的人凭青春见证成了光环萦绕的作家……

　　这样的思考促使我于1995年写出了纪实文学《有个姑娘叫小芳》。据说，某报连载《有个姑娘》时，印刷厂照排室的员工们在小样刚刷出来就争抢着阅读，她们感动于作品中的人和事，为之感概万千。而我在融水县某部门，则亲身领受了一位知青大姐对《有个姑娘》的激赞。

　　说实话，我对这个作品并不满意。十年以后，我再度创作了这个题材，五知青的名字我都原本照搬，“有个姑娘”王丽蓉也还是原来那个王丽蓉。但是，作为小说创作，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我都作了新的编排，我不再屈从于现实，也不满足于写故事。我要以那个时代为背景，追问那个年代的人性，追问铸就这种人性的根源。

　　这五个知青，跟我老家当年那五个知青并不完全一样，就连他们插队的地点，我也做了迁移。东江，实则是当年融水公社所属的水东大队，与我的家乡相隔十数里地。这种变化，目的是为了表现主题思想，满足我追问的需要。

　　为什么会如此荒唐（不顾实际冒险上马揽口电排灌站项目）？是什么因由毁损了黄卫东的崇高？是什么样的精神让贾树则从茫然走向了清醒？又是什么样的内外因素引发了张秋玲的悲剧？同样，究竟是何等怪异的力量催生出个劣迹斑斑的龙协安……

　　千百年来，大地如同钻石般坚硬稳固，它承载着世间万事万物，承载着天底下芸芸众生。生活是舞台，让所有的人们在上面欢笑、哭泣、升华、沉沦……当下的一切倏然归于沉寂，而新的剧目，立刻就要跟着登台。有谁会想到光鲜亮丽的朴槿惠转眼间就变得苍老枯涩？又有谁会想到年已七旬的特朗普还能潇洒地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总统？历览前贤国与家，并非完全成由节俭败由奢。千百年来，还真的没有谁能逃得过命运这只看不见的巨手的掌控！

　　我有着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尽管我知道俄罗斯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评价并不高，但时至今天，这部长篇小说仍是我的最爱，我甚至曾极力将之推荐给我当年读初中的儿子。梁晓声编剧的同名20集电视剧，我在网上也一集不落很用心地看了三遍。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在知青领袖黄卫东身上，我赋予了保尔·柯察金式的浓重的英雄主义色彩。即使今天，保尔的崇高在那片古老而遥远的土地上已然幻灭，我也不改初衷。

　　我常想，假如有一天英雄主义全然退出人间大地，那么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生活，还有值得我们钦敬和感动的吗？

　　对于小说创作，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有效训练，我的创作因此也无章法技术可言。我不愿意搜肠刮肚编造故事，我的小说创作纯粹以内心的不甘为驱动力，以我尚还激越的情感为基调，如果这样的写作仍然故作乖张，那么我将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前夜》打出最后一个句号时，我吁了口气，我写出的是一个四万多字的中篇。回头读过，我发现原来世界上最远的距离真的是心和手的距离，我在小说里想要表达的，最终还远远没有表达出来。

　　技巧对于文学创作是重要的，但我认为，用切实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情感，让作品直击人心比技巧更重要。假如没有高人指点，欲将自己的作品臻于完美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已经囿于成见走不出来，也不乐意对自己已然付出的辛苦做任何改变。那么，这样的写作注定不会有进步。感谢比我年少许多的新锐小说家杨仕芳先生，他给我下了一个硬指标：小说不得超过三万字。

　　简单的删节是不可能让作品挺立起来的。我将稿子打印了出来，从总体上做了新的布局，删掉逸笔，重排情节，寻找最简洁和准确的语言，于是，《前夜》便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小杨老师的指导，让我在《前夜》的修改中尝到了甜头，这是非常荣幸、幸福和难忘的事情。

　　（作者重写的中篇小说《前夜》，刊发于2017年3月号《柳韵》）